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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隨著與異文化的接觸,人們認識到不同的語言文字體現(xiàn)了重要的文化間差異?！抖Y記·王制》:“中國、夷、蠻、戎、狄……五方之民,言語不通,嗜欲不同。達其志,通其欲,東方曰寄,南方曰象,西方曰狄鞮,北方曰譯?！庇捎诟鞯匮哉Z不同,當時已出現(xiàn)專職翻譯人員,最早可能是口譯。自漢代起不斷有中國僧人西行求取佛經(jīng),還把梵文佛經(jīng)翻譯成漢文。他們的西行見聞記述中有對西域各國語言文字的描述,如東晉法顯過鄯善國時,“國國胡話不同,然同家人皆習天竺書、天竺語”。唐玄奘《大唐西域記》介紹了西域各國的文字情況:“(阿耆尼)文字取則印度,微有增損?！薄?屈支國)文字取則印度,粗有改變。”“(跋祿迦國)文字法則,同屈支國,語言少異。”“(佉沙國)而其文字,取則印度。雖有刪訛,頗存體勢?！薄?朅盤陀國)文字語言大同佉沙國。”“(烏鎩國)文字語言少同佉沙國?！薄?瞿薩旦那國)文字憲章,聿遵印度。微改體勢,粗有沿革。語異諸國。”“(斫句迦國)文字同瞿薩旦那國,言語有異。”宋代有了對北方民族文字西夏、女真、契丹文的了解。

　　由元入明的陶宗儀寫作《書史會要》時介紹并臨摹了少量民族文字樣本,這部書的主體部分是元代以前書家小傳,但在卷九附帶介紹了前代幾種少數(shù)民族文字,并摹有少量文字樣品。他注意到標音文字的特點,如天竺字“其音律交合而成字,載音以導意,百若華文有六義也”;“(畏吾兒)字雖有二十余母,除重名之外,止有一十五音”;“(回回)其字母凡二十有九”;“(日本國)字母僅四十有七,能通識之便,可解其音義”;“(真臘國)其字母音聲正與蒙古音聲相類”。明清時期專門編纂了各種《華夷譯語》。

　　國內學者對少數(shù)民族文字研究的關注,是在國外傳教士或探險家對中國民族地區(qū)的研究之后展開的,隨著抗戰(zhàn)爆發(fā),包括中研院史語所和一些著名高等學府內遷,而開展了眾多關于民族文化的研究。劉大白《文字學概論》中提到“中華民族,是合漢滿蒙回藏五族而成。這五族都有文字,那末,中華民國底國文,共計有五種;國文底名稱,不應該由漢族所用的文字來獨占”。說明當時就有人認識到漢字以外的民族文字的地位問題。

　　新中國成立后,國家為了民族識別和給沒有文字的少數(shù)民族創(chuàng)制文字,展開了大規(guī)模的民族語言文字調查,這些都積累了相當豐富的材料。

　　1951年,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編撰了《中國少數(shù)民族文字簡表》,介紹了蒙古族、回族、藏族、維吾爾族、苗族、彝族、壯族、傣族、朝鮮族、哈薩克族、卡瓦族、滿族、么些族、水家族、傈僳族、倮黑族、山頭族、俄羅斯族的文字。

　　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于1980年8月成立,1982年起編輯刊印相關系列叢書,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1986年決定對我國少數(shù)民族語言使用情況和文字問題進行調查研究,后作為全國哲學社會科學“七五”規(guī)劃項目,出版了大量成果,介紹了蒙古文、藏文、維吾爾文、哈薩克文、朝鮮文、柯爾克孜文、錫伯文、西雙版納傣文、德宏傣文、金平傣文、傣繃文、四川規(guī)范彝文、傳統(tǒng)彝文、老傈僳文、新傈僳文、景頗文、載瓦文、拉祜文、壯文、布依文、黔東苗文、湘西苗文、川黔滇苗文、滇東北苗文、滇東北老苗文、侗文、土文、佤文、哈尼文、納西文。

　　隨后,國內陸續(xù)出版了多部民族文字概述的著作,各省區(qū)還編纂了分省性的民族語言文字志或現(xiàn)狀叢書,如云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(1998)《云南省志·少數(shù)民族語言文字志》、云南省少數(shù)民族語言指導工作委員會(2001)《云南民族語言文字現(xiàn)狀調查研究》等。之前對少數(shù)民族文字文獻進行概論性介紹的專著往往也包含有民族文字的介紹,而20世紀90年代陸續(xù)有學者對研究史進行總結,如黃行(1996)《少數(shù)民族語言研究的現(xiàn)狀與發(fā)展》和孫宏開(1998)《二十世紀的中國少數(shù)民族語言文字研究》涉及民族文字研究的情況,戴慶廈(1998)《二十世紀的中國少數(shù)民族語言研究》第五章專述《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》,朝克、李云兵(2013)《中國民族語言文字研究史論》按語族介紹了各民族的語言和文字的研究情況。

　　資料來源：中國社會科學網(wǎng)